当老师好不好？有人拥有教师编制后，他们后悔了
“挤破头”拥有教师编制，他们后悔了
来源：三联生活周刊
近年来，我国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，报考师范专业，考取教师资格证和参加教师编制考试的人数大涨也频频成为新闻。但同时，也有人已经在教师岗位了，却想要或已经离开。想象与现实的差距，既来自一些人被潮流裹挟的认识误区，也来自教师工作内容的时代变化。
一位采访对象总结的一个悖论是，“人们越认为老师很轻松，就越倾向给老师布置更多社会任务。殊不知，很多老师已经被这些附加任务压垮了。”她有时会感到自己有苦难言，“我们抱怨或者倾诉工作困难时，社会舆论甚至家人还往往认为，是我们太娇气、吃不了苦。”
想象与现实
从上大学时，考上教师编制，就是赵恩的梦想。赵恩出生于1998年，生活在南方一个省会城市，她本科读的是师范，专业是小学语文教育。对她来说，这个选择非常自然，毫无悬念，赵恩的爸爸和姑姑都是初中老师，他们工作中呈现出的状态清闲轻松。因此，赵恩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未来当老师的种子。
上大学后，赵恩本打算先考研，但后来发现，周围的同学有人从大一就开始准备考编了，也有亲戚劝她，教师编制越来越少，读完研再考编，难度更大，赵恩于是放弃考研，本科毕业就直接开始考编了。对她的这个决定，父母是支持的，甚至承诺，只要考编成功，赵恩考到哪里，就在哪里为她买房。
2021年4月底，也就是大四下学期，赵恩第一次正式参加所在省份的教师编制考试。根据赵恩的观察，同年级100多人，除了三四个工作已有着落的，剩下的全都参加了这场考试。其中音乐美术等学科，录取个比例大约是几千人中录取个位数。
赵恩考的是语文老师，录取比例高一些，但她依然落榜了。因此，2021年9月，赵恩先应聘了当地一所小学，当语文代课老师，并根据学校惯例，成为了班主任。在这所学校，赵恩的年薪大概只有九万，但在编老师有奖金，年薪可以达到二十万。这坚定了赵恩继续考编的决心，但另一方面，她发现自己可能并不喜欢教师这份工作。
赵恩读的虽然是师范，大学期间也参加过实习，但实际上，她当时只需要在课堂旁听，批批作业就可以了，并不需要直接接触孩子和家长，对教师工作的理解不多。正式工作后，赵恩发现，光是每天在2-3节课上保持“亢奋”状态，已经是巨大的消耗了。另一些繁琐的工作也让她感到疲倦，比如作为班主任安排班级活动、班会课，对接当地社区、医院或者消防局、交通局等政府机构，做疫情排查，做核酸检测志愿者。她记得，自己有一次是凌晨两点被校领导叫起来，去做志愿者的。
赵恩印象很深的另一件事是，有一次学校门口一位家长骑电动车没戴头盔，被监控摄像头拍下来，刊登在了当地媒体上。学校开会时公布了照片，并批评了该名家长的孩子所在班级的班主任，理由是，班主任没有做好家长安全防范工作。此后，赵恩每天都会在家长的微信群中强调，请大家遵守交通秩序，在公共场合举止文明。
这些繁重的社会任务，让赵恩感觉身心疲惫，这跟她选择做教师的初衷背道而驰。赵恩把自己归结为“典型的当代年轻人”之一，她说自己从小生活在富裕稳定的家庭，不用考虑存款、买车买房，因此生性散淡，安于现状，不爱动脑子，也不爱社交。她坦诚地说，自己当老师，只是因为想找一份舒适区内的清闲工作，工资能养活自己就行。但如今，因为读师范和考编的人数激增，竞争甚至比其他行业更大。
赵恩说，自己能感觉到，一直留在教师这个行业，持续考编，生活会变成一根越捆越紧的绳子困住她。但今年4月中旬的教师编制考试，赵恩还是报名了，因为她不知道，不做老师的话，自己能干什么。
“三成教学任务，七成社会任务”
相比赵恩，张小徽对当老师和放弃编制的选择，认知都更清晰，但也更坚决。和赵恩一样，同为90后的张小徽也是在父母的建议下报考师范的。
张小徽曾对教书怀有过极大的热情。大学四年，赶上了中国的教培行业发展最快时期的张小徽，一直在校外教育机构做兼职老师，后来大四，她还在学校实习了一段时间。在这些实习和兼职经历中，张小徽教过小学、初中和高中，她喜欢在课堂上拓展一些课外知识，包括自己在大学学到的本科知识。一些学生，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生吸收得很好，还能跟她互动，让张小徽感觉很有成就感。
大四考编制时，张小徽考虑到可选择的学校地区，选择了一所小学，成了一名主课老师，并和赵恩一样，成了班主任。她那时心想，小学虽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，但起码教学难度低，工作应该相对轻松。
但真的工作以后，张小徽发现，“轻松”只是她自己的想象。采访时，她详细回忆了自己当老师时的日程：每天八点前就要提前到班里迎接学生，上午上两节课，还要批改作业，带学生做课间操，组织和监督学生做值日、记录出勤情况、整理和上报学生的健康情况；中午和下午，张小徽没有教学任务，但要管理学生吃午饭，监督午休，批改作业，回复家长信息，参加学校会议等。下午四点学校就放学了，但张小徽要连续带几个托管班，七点左右才能下班。她说，回到家里，自己还要备课，回复家长信息，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能真正休息。
就是在这样负荷的工作强度下，入职一个月左右，张小徽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。一开始，她怀疑自己是刚入职不适应，但后来，她虽然逐渐适应了工作强度，但严重的疲劳感并没有消除，连身体都开始变差。张小徽还观察到，许多同行患有乳腺结节、甲状腺结节等疾病。意识到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未来的时候，张小徽在工作半年后，坚定地选择了离开。
离开之前和之后，张小徽在身边和在网上找了数十位同行交流，囊括了不同年龄、不同学段、不同学校、不同地区的老师。张小徽说，在她交流过的老师里，想要离职或已经离职的老师中，只有一位是高中老师，其余的都是小学老师，以主课老师和班主任为主。
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跟同行交流的结果，张小徽总结了小学班主任的压力来源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 一是学校的课外活动丰富，大大增加了工作范围，以张小徽工作的地区为例，每所学校每学期都要举办不下5次大型文体活动，班主任要全程参与活动策划、表演、宣传、摄影，还要联系家长排练等，工作又多又繁琐。
二是老师的安全责任重大。和很多学校一样，张小徽原来工作的地区，要求老师的监管要覆盖学生在校的所有时段，课间需要巡楼，午餐午休需要看管，禁止学生在课间追跑打闹。
三是现在通讯工具发达，各种信息极大地侵占了小学老师的业余时间。张小徽说，当老师时，因为一些家长都没有尊重老师作息时间的概念，她每天下班后，几乎都会收到七八个家长的信息。另外，各种工作群消息也会全天候弹个不停。
四是和赵恩一样，张小徽也需要对接交通安全部门、消防部门、司法部门等，并按照要求，提醒家长骑电动车戴头盔，督促家长下载各类政务相关app，管理班上家长和孩子们的流调情况，组织学生打疫苗等。
张小徽估算了一下，她当小学主课老师和班主任时，只有三成工作是教书任务，其他七成，都是社会任务。在张小徽看来，这形成了一个悖论，“人们越认为老师很轻松，就越倾向给老师布置更多社会任务。殊不知，很多老师已经被这些附加任务压垮了。”她有时会感到自己有苦难言，“我们抱怨或者倾诉工作困难时，社会舆论甚至家人还往往认为，是我们太娇气、吃不了苦。”
家庭与人生
辞职前，张小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，结果遭到了强烈反对，他们建议张小徽再忍耐和磨合一段时间。亲戚们听说后，也前来劝阻张小徽。但张小徽说，自己性格比较果断，发现说服不了长辈后，就不再说服，直接辞职了。
和张小徽一样，赵恩不想继续考编，甚至想离职的想法也让她的父母诧异。在同样当老师的赵恩爸爸看来，她的一切困扰来自于，太幼稚，又不能吃苦，还追求太高，只要考编成功，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，甚至能帮助她顺利相亲。也因此，要不要继续考编，如今成了赵恩和父母矛盾的源头，常常为此爆发激烈争吵。
当了十年小学老师又辞职的王三川，跟父母倒没有激烈矛盾，但她的离职，同样跟父母有关。和赵恩、张小徽不一样，王三川当的是美术老师，她说，自己10年前入职时，教师编制还不像现在这么难考。她是在大四实习后，被学校领导挽留直接入职的。虽然10万左右的年薪在王三川工作的上海不算高，但她喜欢美术，也喜欢孩子，学校离家还只有10分钟步行路程，她当时觉得，自己算是找到了理想工作。
在学校里，王三川先后担任过学校大队辅导员和班主任，又在身体出现严重报警后辞掉了相关职务，做回了单纯的美术老师。此后，她身体的病痛有所缓解，但没有完全停止，尤其是嗓子，在长期教学后，好几年的时间里，每节课的后半截，王三川只能服用咽喉含片或者使用咽喉喷雾缓解喉咙肿痛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每一次吞咽都会撕裂般疼痛，她因此连水都不敢喝。
王三川记得，自己去就医，刚说到自己是老师，对方就明白了她的病情，“可见有多少老师来看过一样的病了。”正是在身体的病痛中，拿过一些市级及国家级奖项的王三川，对孩子的热情和宠爱，一点点变成了对他们吵闹和不可控的厌烦。
但即便如此，王三川以前也没有想过辞职。直到2020至2021学年寒假，王三川去了海南旅游，学习了一个月的冲浪，并渐渐迷恋上了这项水上运动。2021年的暑假，她又去了一次。再回到上海时，一想到开学，她就开始失眠。辞职的想法由此萌生。
王三川和爸爸妈妈以及学校校长表达辞职的想法后，大家都很震惊。但她父母并非不能理解她要辞职，而是不能理解她要离开上海，“尤其是我妈妈，可能因为是家庭主妇，她的生活基本上都围绕着我和爸爸，所以对我比较依赖，更希望能跟我生活在一起。”
但王三川没有说出口的是，她想辞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，工作以来跟父母生活得太久，距离太近了，“这当然也很幸福，还节省了生活成本。但我已经三十多岁了，我渴求独立自由的生活，甚至早就想独居了。”
在海南，她认识了很多冲浪爱好者和长居在海边的人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。正是这种自由，让她决定即使冒着随时会后悔的风险，仍然要辞职。王三川仔细考虑过，自己有两个优势，一是家庭条件不错，没有房贷车贷，不用担心父母的养老问题；二是，她不准备结婚生育。
如今，王三川已经在海边生活好几个月了，除了冲浪，她也会摆摊，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。她知道，如果有一天她后悔了，是不大可能重回编制内的，但她仍然希望，自己几年后即使回到上海，也不会完全脱离社会和自己原本的状态。
（赵恩、王三川、张小徽均为化名）
来源：三联生活周刊
近年来，我国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，报考师范专业，考取教师资格证和参加教师编制考试的人数大涨也频频成为新闻。但同时，也有人已经在教师岗位了，却想要或已经离开。想象与现实的差距，既来自一些人被潮流裹挟的认识误区，也来自教师工作内容的时代变化。
一位采访对象总结的一个悖论是，“人们越认为老师很轻松，就越倾向给老师布置更多社会任务。殊不知，很多老师已经被这些附加任务压垮了。”她有时会感到自己有苦难言，“我们抱怨或者倾诉工作困难时，社会舆论甚至家人还往往认为，是我们太娇气、吃不了苦。”
想象与现实
从上大学时，考上教师编制，就是赵恩的梦想。赵恩出生于1998年，生活在南方一个省会城市，她本科读的是师范，专业是小学语文教育。对她来说，这个选择非常自然，毫无悬念，赵恩的爸爸和姑姑都是初中老师，他们工作中呈现出的状态清闲轻松。因此，赵恩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未来当老师的种子。
上大学后，赵恩本打算先考研，但后来发现，周围的同学有人从大一就开始准备考编了，也有亲戚劝她，教师编制越来越少，读完研再考编，难度更大，赵恩于是放弃考研，本科毕业就直接开始考编了。对她的这个决定，父母是支持的，甚至承诺，只要考编成功，赵恩考到哪里，就在哪里为她买房。
2021年4月底，也就是大四下学期，赵恩第一次正式参加所在省份的教师编制考试。根据赵恩的观察，同年级100多人，除了三四个工作已有着落的，剩下的全都参加了这场考试。其中音乐美术等学科，录取个比例大约是几千人中录取个位数。
赵恩考的是语文老师，录取比例高一些，但她依然落榜了。因此，2021年9月，赵恩先应聘了当地一所小学，当语文代课老师，并根据学校惯例，成为了班主任。在这所学校，赵恩的年薪大概只有九万，但在编老师有奖金，年薪可以达到二十万。这坚定了赵恩继续考编的决心，但另一方面，她发现自己可能并不喜欢教师这份工作。
赵恩读的虽然是师范，大学期间也参加过实习，但实际上，她当时只需要在课堂旁听，批批作业就可以了，并不需要直接接触孩子和家长，对教师工作的理解不多。正式工作后，赵恩发现，光是每天在2-3节课上保持“亢奋”状态，已经是巨大的消耗了。另一些繁琐的工作也让她感到疲倦，比如作为班主任安排班级活动、班会课，对接当地社区、医院或者消防局、交通局等政府机构，做疫情排查，做核酸检测志愿者。她记得，自己有一次是凌晨两点被校领导叫起来，去做志愿者的。
赵恩印象很深的另一件事是，有一次学校门口一位家长骑电动车没戴头盔，被监控摄像头拍下来，刊登在了当地媒体上。学校开会时公布了照片，并批评了该名家长的孩子所在班级的班主任，理由是，班主任没有做好家长安全防范工作。此后，赵恩每天都会在家长的微信群中强调，请大家遵守交通秩序，在公共场合举止文明。
这些繁重的社会任务，让赵恩感觉身心疲惫，这跟她选择做教师的初衷背道而驰。赵恩把自己归结为“典型的当代年轻人”之一，她说自己从小生活在富裕稳定的家庭，不用考虑存款、买车买房，因此生性散淡，安于现状，不爱动脑子，也不爱社交。她坦诚地说，自己当老师，只是因为想找一份舒适区内的清闲工作，工资能养活自己就行。但如今，因为读师范和考编的人数激增，竞争甚至比其他行业更大。
赵恩说，自己能感觉到，一直留在教师这个行业，持续考编，生活会变成一根越捆越紧的绳子困住她。但今年4月中旬的教师编制考试，赵恩还是报名了，因为她不知道，不做老师的话，自己能干什么。
“三成教学任务，七成社会任务”
相比赵恩，张小徽对当老师和放弃编制的选择，认知都更清晰，但也更坚决。和赵恩一样，同为90后的张小徽也是在父母的建议下报考师范的。
张小徽曾对教书怀有过极大的热情。大学四年，赶上了中国的教培行业发展最快时期的张小徽，一直在校外教育机构做兼职老师，后来大四，她还在学校实习了一段时间。在这些实习和兼职经历中，张小徽教过小学、初中和高中，她喜欢在课堂上拓展一些课外知识，包括自己在大学学到的本科知识。一些学生，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生吸收得很好，还能跟她互动，让张小徽感觉很有成就感。
大四考编制时，张小徽考虑到可选择的学校地区，选择了一所小学，成了一名主课老师，并和赵恩一样，成了班主任。她那时心想，小学虽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，但起码教学难度低，工作应该相对轻松。
但真的工作以后，张小徽发现，“轻松”只是她自己的想象。采访时，她详细回忆了自己当老师时的日程：每天八点前就要提前到班里迎接学生，上午上两节课，还要批改作业，带学生做课间操，组织和监督学生做值日、记录出勤情况、整理和上报学生的健康情况；中午和下午，张小徽没有教学任务，但要管理学生吃午饭，监督午休，批改作业，回复家长信息，参加学校会议等。下午四点学校就放学了，但张小徽要连续带几个托管班，七点左右才能下班。她说，回到家里，自己还要备课，回复家长信息，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能真正休息。
就是在这样负荷的工作强度下，入职一个月左右，张小徽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。一开始，她怀疑自己是刚入职不适应，但后来，她虽然逐渐适应了工作强度，但严重的疲劳感并没有消除，连身体都开始变差。张小徽还观察到，许多同行患有乳腺结节、甲状腺结节等疾病。意识到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未来的时候，张小徽在工作半年后，坚定地选择了离开。
离开之前和之后，张小徽在身边和在网上找了数十位同行交流，囊括了不同年龄、不同学段、不同学校、不同地区的老师。张小徽说，在她交流过的老师里，想要离职或已经离职的老师中，只有一位是高中老师，其余的都是小学老师，以主课老师和班主任为主。
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跟同行交流的结果，张小徽总结了小学班主任的压力来源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 一是学校的课外活动丰富，大大增加了工作范围，以张小徽工作的地区为例，每所学校每学期都要举办不下5次大型文体活动，班主任要全程参与活动策划、表演、宣传、摄影，还要联系家长排练等，工作又多又繁琐。
二是老师的安全责任重大。和很多学校一样，张小徽原来工作的地区，要求老师的监管要覆盖学生在校的所有时段，课间需要巡楼，午餐午休需要看管，禁止学生在课间追跑打闹。
三是现在通讯工具发达，各种信息极大地侵占了小学老师的业余时间。张小徽说，当老师时，因为一些家长都没有尊重老师作息时间的概念，她每天下班后，几乎都会收到七八个家长的信息。另外，各种工作群消息也会全天候弹个不停。
四是和赵恩一样，张小徽也需要对接交通安全部门、消防部门、司法部门等，并按照要求，提醒家长骑电动车戴头盔，督促家长下载各类政务相关app，管理班上家长和孩子们的流调情况，组织学生打疫苗等。
张小徽估算了一下，她当小学主课老师和班主任时，只有三成工作是教书任务，其他七成，都是社会任务。在张小徽看来，这形成了一个悖论，“人们越认为老师很轻松，就越倾向给老师布置更多社会任务。殊不知，很多老师已经被这些附加任务压垮了。”她有时会感到自己有苦难言，“我们抱怨或者倾诉工作困难时，社会舆论甚至家人还往往认为，是我们太娇气、吃不了苦。”
家庭与人生
辞职前，张小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，结果遭到了强烈反对，他们建议张小徽再忍耐和磨合一段时间。亲戚们听说后，也前来劝阻张小徽。但张小徽说，自己性格比较果断，发现说服不了长辈后，就不再说服，直接辞职了。
和张小徽一样，赵恩不想继续考编，甚至想离职的想法也让她的父母诧异。在同样当老师的赵恩爸爸看来，她的一切困扰来自于，太幼稚，又不能吃苦，还追求太高，只要考编成功，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，甚至能帮助她顺利相亲。也因此，要不要继续考编，如今成了赵恩和父母矛盾的源头，常常为此爆发激烈争吵。
当了十年小学老师又辞职的王三川，跟父母倒没有激烈矛盾，但她的离职，同样跟父母有关。和赵恩、张小徽不一样，王三川当的是美术老师，她说，自己10年前入职时，教师编制还不像现在这么难考。她是在大四实习后，被学校领导挽留直接入职的。虽然10万左右的年薪在王三川工作的上海不算高，但她喜欢美术，也喜欢孩子，学校离家还只有10分钟步行路程，她当时觉得，自己算是找到了理想工作。
在学校里，王三川先后担任过学校大队辅导员和班主任，又在身体出现严重报警后辞掉了相关职务，做回了单纯的美术老师。此后，她身体的病痛有所缓解，但没有完全停止，尤其是嗓子，在长期教学后，好几年的时间里，每节课的后半截，王三川只能服用咽喉含片或者使用咽喉喷雾缓解喉咙肿痛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每一次吞咽都会撕裂般疼痛，她因此连水都不敢喝。
王三川记得，自己去就医，刚说到自己是老师，对方就明白了她的病情，“可见有多少老师来看过一样的病了。”正是在身体的病痛中，拿过一些市级及国家级奖项的王三川，对孩子的热情和宠爱，一点点变成了对他们吵闹和不可控的厌烦。
但即便如此，王三川以前也没有想过辞职。直到2020至2021学年寒假，王三川去了海南旅游，学习了一个月的冲浪，并渐渐迷恋上了这项水上运动。2021年的暑假，她又去了一次。再回到上海时，一想到开学，她就开始失眠。辞职的想法由此萌生。
王三川和爸爸妈妈以及学校校长表达辞职的想法后，大家都很震惊。但她父母并非不能理解她要辞职，而是不能理解她要离开上海，“尤其是我妈妈，可能因为是家庭主妇，她的生活基本上都围绕着我和爸爸，所以对我比较依赖，更希望能跟我生活在一起。”
但王三川没有说出口的是，她想辞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，工作以来跟父母生活得太久，距离太近了，“这当然也很幸福，还节省了生活成本。但我已经三十多岁了，我渴求独立自由的生活，甚至早就想独居了。”
在海南，她认识了很多冲浪爱好者和长居在海边的人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。正是这种自由，让她决定即使冒着随时会后悔的风险，仍然要辞职。王三川仔细考虑过，自己有两个优势，一是家庭条件不错，没有房贷车贷，不用担心父母的养老问题；二是，她不准备结婚生育。
如今，王三川已经在海边生活好几个月了，除了冲浪，她也会摆摊，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。她知道，如果有一天她后悔了，是不大可能重回编制内的，但她仍然希望，自己几年后即使回到上海，也不会完全脱离社会和自己原本的状态。
（赵恩、王三川、张小徽均为化名）
